新三驾马车：如何升级中国经济
2016/2/15
新三驾马车：如何升级中国经济
中国东方证券经济学家 邵宇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市场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关注微弱的经济波动、捉摸不定的热钱和憧憬中的货币刺激方面了，当然市场历来只关注短期也很正常，但目前不可忽视的是中期的逻辑。研究显示在中国重大的换届年份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会有一些固定的政策步骤，差不多就是三板斧——反腐倡廉、治理整顿和规划设计。今年可以找到类似的模式，仍然都是些规定动作，当然其中也不乏新意。
在反腐方面，从改进政府作风反对浪费开始，也可能升级到后续的官员财产公示和抽查；而这次金融体系治理整顿的核心则是针对影子银行，目的是使得金融创新重新回到可以测度和监管的可控范围内，以免重蹈中国版次贷危机的覆辙，因为所有金融灾难的根源都是相同的——把钱借给了没有偿还能力的个人、企业或者政府；第三，这次的改革规划有了一个时髦的词汇表达——顶层设计。上一轮的关键设计要回溯到1992-1994年了，十四届三中全会给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奠定了接下来20年繁荣的基础。这次情况则更复杂，利益也更多元和顽固，不过我们仍然预期今年秋天大概率可以拿出一个具有较小公约数性质的整体改革方案。尽管上述三个步骤都十分重要，但都还不过是些热身动作。然后呢？
然后是继续推动增长，中共十八大给出的国民收入倍增目标仍然是中国未来10年的首要任务，对于一个大型新兴经济体，没有可持续的增长，一切都是白扯。因此从GDP构成的需求端来看，升级三驾马车并重新启动增长引擎，就是我们理解的所谓“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如何升级投资引擎呢？关键在于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深度城市化将替代原来的半城市化成为新一轮增长的抓手，老版本GDP锦标赛有一个重大缺陷，它是县竞争制度，参赛队员太多，着重要升级为城市群之间的竞赛。
一线的城市群是沿海的三个大三角洲，三个大型城市群可以筹划在原来泛三角洲城市联席工作会议基础上成立城市群管理委员会，统一协调辖区内的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并提供类似标准的公共服务。产业方面，主要布局先进制造、研发与创新以及生产型服务业，例如长三角是围绕着上海的大陆家嘴国际金融中心，虹桥枢纽及生产型服务业中心，世博园及创新创意基地，迪士尼及生活型服务业片区展开。而相应的新兴产业制造中心、配套产业园区、转口物流区以及居住、休闲、养老区则分布在一小时生活圈内的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等以及周边大量的卫星城镇中，由于更集约和有效的土地利用和空间布局，这三个大型城市群未来可能会容纳接近6亿人口，这给包括光网、排水及水处理、环境保护等城市基础设施升级，智能交通、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等新兴信息化产业都提供了大量的业务机会。
二线是中西部的五大城市群，即沿京广线和长江水道展开的产业转移黄金十字架区域，这是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的核心地带，各地正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产业定位，并形成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集群，例如武汉有光通讯集群，长沙有重型装备集群，成渝有电子产业集群等，这些区域的经济增速维持在12%左右，是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热核，并提供了大量的就地就业机会。同步启动的城乡一体化使得城市化和工业化有望一同完成，这会对区域内的钢铁、有色、水泥等原材料工业以及区域的商贸、物流流通等行业形成利好。第三线则是地缘和能源的敏感带，它们是稳定中国周边的关键棋子，其中有的提供能源基地以及能源线路布局，有的则是沿边地区贸易和交通中心，中国在整个亚洲伸展筋骨正是通过这些地缘敏感带实现的。例如北部湾地区正在筹划修建通往新加坡的高速铁路；新疆的口岸城市则是对中亚贸易和能源的主要通道，它们会成为中国发挥地区影响力的关键节点。新疆板块、新能源、煤化工产业以及资源价格体系改革都是其中亮点。
连接这些城市群和其他一些次级经济中心的就是现代化的立体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包括公路、铁路快速客运网络、重载货运通道和众多的机场和内河航运系统，在城市群内部则是城际铁路和城市轨道等公共交通系统，城市群区域内实现互联互通，并且运用智慧城市技术有效地进行管理和运营，这个系统便捷、环保、有效，大大降低了中国经济的总体物流和通勤成本。相应的专业装备制造、轨道交通、铁路重载、集运化等领域的厂商应该都会有不错的表现。
这是个大量吸收资金和资本的过程，预计政府会多方面放开原本限制私人资本进入的众多领域，特别是服务业，充分引入竞争，以帮助经济更加均衡成长。更重要的是，我们预期各城市群将在十三五期间先后取消户籍制度，为进城的农民工就地提供工作、住房、福利、教育和归属感，机会的均等保证了城市化过程的稳定和谐。这就为保障房、廉租房建设，公共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投资机遇。
如何升级消费引擎呢？都说中国人不爱消费，看看黄金周汹涌的人流车流，这纯属无稽之谈。提升消费关键在于合理分配收入和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要素概括起来只有两点：一是各方面减税，企业方面，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完善实施，制造业则应降低增值税税率，并对小型低利润企业给予大幅税收减免。个人方面，重大的进步体现在所得税应该按家庭收入加总征收，并根据实际赡养情况进行减免调整；二是大幅度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并划拨国有资本归全国社保理事会管理，以弥补社会保障等民生开支的资金缺口，这些改革将提升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作为补充，新实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规划，明确提出了十二五期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施步骤，例如增加城乡居民大病报销比率等，以巩固社会安全网减少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刺激消费的另一个关键则是把中国居民消费中的大头——住房相关消费需求做充分释放。这应该发生在3000万套保障房的建成，以及累进式房产税的实施以后，房产税提供了地方政府运营城市的稳定资金来源，而大量的新房和存量房的供给则有望使得全国主要城市的房价经历一轮普遍的下降。这时政府可以取消限购限贷政策，预期伴随着房价下降交易量反而逐步上升，房屋去投资属性，成为普通的消费品，困扰政府和民众多年的房价问题会得到很好的解决。更大的好消息应该是中国在十二五期间选择放开了2胎生育，使得总替代率逐渐恢复到1.8左右，并有弹性的缓慢提高职工的退休年龄，这不仅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得以延续，也使得养老保障更具可持续性，这就充分解放了社会购买力，一个大消费时代终于来临。
更高的可支配收入以及人口结构的边际消费倾向提升为居民的需求充分释放提供了前提条件，新兴的消费理念和消费形态则将推动消费不断升级，这体现为：1）传统消费专业化与品牌化，对高品质商品的需求、对消费环境和购物体验要求的提升使得品牌消费成为中产层消费的主体需求，由此从生产到流通领域的品牌产品将获得快速的发展。生产领域的品牌服饰、饰品，流通领域的Mall和一线百货均会快于行业的平均增长。中高价商品如奢侈品、金银饰品同时也是品牌商品，也将面临更好的发展机遇。2）健康服务的日常化与制度化，健康一直是人类基本的需求，目前健康意识已经深入人们各种消费行为中，这将使医药行业出现快速发展，其中保健品、疫苗、医药商业均有较好发展机会；人口老龄化则将进一步推动老年医药服务行业和众多“银发产业”的增长；在食品方面，更为健康的番茄酱、海珍品、肉制品和乳制品的长期发展势头较好；在健康保障方面具有优势的寿险业务前景也非常广阔。3）最后是新兴消费的科技化与休闲化。当前中国城市人口三分之一的时间处于休闲状态，更多的休闲娱乐在消费者行为中具有明显趋势性变化。因此旅游、传媒、互联网、休闲服装、饰品和轿车等行业将面临较好发展机会。其中旅游行业中休闲度假类公司、传媒行业具有数字电视收费概念或休闲网络游戏概念的公司、IT流通领域类公司如网络购物等均将有更快的发展。
那么如何提升出口引擎呢？注意要看到眼下外围环境确实显着恶化，发达国家用TPP，TTIP围猎中国制造。但即便如此，中国仍然需要以积极态度应对，找到这些新游戏规则与中国自身改革和转型升级的较小公约数。提升出口，一在于形成新市场，二在于以重新入世心态提升产品质量和科技含量，三在于输出货币，加入货币竞争。中期来看，中国净出口占GDP比重应该会维持在3-4%左右，在众多的自贸协定和类似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安排下，进口商品关税率大幅下降有些甚至为0，中国居民在享用世界各国的优良特色产品的同时，中国制造深入非洲、中东、中亚和南美洲市场。此外，中国应该进一步推出被称为“龙的礼物”的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全力向亚太周边和其他新兴市场输出工程、服务、商品和资金，支持地缘周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更重要的举措是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使命的召唤，国际化之路就是贸易人民币、金砖人民币、马歇尔人民币、石油人民币、欧洲（离岸）人民币和地缘安全人民币。类似2001年加入WTO时的努力，由此倒逼出来的新一轮金融改革将在两个方向上同时进展：一方面是利率市场化，这会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提高居民的资金收益，进而优化资金的配置；另一方面是汇率市场化，这校正了出口行业和内需行业的价格参数，优化了资源配置和产出的方向，同其他类型的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一起，这两个核心价格变量的市场化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石。随之中国金融体系拥抱了双重脱媒时代的到来——利率市场化，使得资金从银行体系扩散到资本市场；汇率市场化，则让外汇储备从外管局转移到居民和企业的自主决策中。这自然就要求建立一个成熟的有足够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商品以及相应的衍生品，以容纳国内外天量资金的投资、投机以及风险管理需求。这种变化意义深远，特别是中国国债将成为调节货币供应的基础，中国流动性的供给机制和供给水平都将由此发生重大变化；企业也会更多的通过直接融资来更加透明地筹措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利息、分红成为蓝筹股和高评级债券主要回报投资者的途径，从而寻找价值、奖励创新成为资本市场的牵引投资理念和风格。在CIC等这类全球巨大的主权基金和对冲基金的掠阵下，中国将开放资本账户，高调加入货币竞争力图三足鼎立。上海由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新加坡、伦敦则成为了人民币的离岸中心。在这种大趋势下，受益的主要是从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银行，在离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的企业，以及贸易对手主要在中国周边的外贸企业。此外，从事海外工程输出和涉及海外投资的相关行业，也将从中受益。
在升级了的投资、消费、出口三架马车的基础上重启系统，这些升级措施将驱赶着中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再次有力扩张，这会是一个中长期可持续的向上趋势，这其中就包含着大量的可供布局的投资机会。展望未来，尽管接下来10年中国的增长速度会逐渐慢下来，但中国人会过得更好些，发展也会更具人性、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7.5%其实已经是一个不错的逃逸速度，它将保障未来中国能够成功跃出中等收入陷阱。当下改革和发展任务千头万绪，但启动正循环的按钮一定在于类似《公共财政法案》和《阳光法案》的制度安排上，这两个自上而下主动决策和自下而上民间推动的改革成果将对GDP锦标赛进行扬弃升级并注入正能量，而这将确保中国稳定走在去向一线大国的正确道路上。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作者为牛津大学John Swire学者，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中国东方证券经济学家 邵宇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市场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关注微弱的经济波动、捉摸不定的热钱和憧憬中的货币刺激方面了，当然市场历来只关注短期也很正常，但目前不可忽视的是中期的逻辑。研究显示在中国重大的换届年份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会有一些固定的政策步骤，差不多就是三板斧——反腐倡廉、治理整顿和规划设计。今年可以找到类似的模式，仍然都是些规定动作，当然其中也不乏新意。
在反腐方面，从改进政府作风反对浪费开始，也可能升级到后续的官员财产公示和抽查；而这次金融体系治理整顿的核心则是针对影子银行，目的是使得金融创新重新回到可以测度和监管的可控范围内，以免重蹈中国版次贷危机的覆辙，因为所有金融灾难的根源都是相同的——把钱借给了没有偿还能力的个人、企业或者政府；第三，这次的改革规划有了一个时髦的词汇表达——顶层设计。上一轮的关键设计要回溯到1992-1994年了，十四届三中全会给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奠定了接下来20年繁荣的基础。这次情况则更复杂，利益也更多元和顽固，不过我们仍然预期今年秋天大概率可以拿出一个具有较小公约数性质的整体改革方案。尽管上述三个步骤都十分重要，但都还不过是些热身动作。然后呢？
然后是继续推动增长，中共十八大给出的国民收入倍增目标仍然是中国未来10年的首要任务，对于一个大型新兴经济体，没有可持续的增长，一切都是白扯。因此从GDP构成的需求端来看，升级三驾马车并重新启动增长引擎，就是我们理解的所谓“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如何升级投资引擎呢？关键在于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深度城市化将替代原来的半城市化成为新一轮增长的抓手，老版本GDP锦标赛有一个重大缺陷，它是县竞争制度，参赛队员太多，着重要升级为城市群之间的竞赛。
一线的城市群是沿海的三个大三角洲，三个大型城市群可以筹划在原来泛三角洲城市联席工作会议基础上成立城市群管理委员会，统一协调辖区内的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并提供类似标准的公共服务。产业方面，主要布局先进制造、研发与创新以及生产型服务业，例如长三角是围绕着上海的大陆家嘴国际金融中心，虹桥枢纽及生产型服务业中心，世博园及创新创意基地，迪士尼及生活型服务业片区展开。而相应的新兴产业制造中心、配套产业园区、转口物流区以及居住、休闲、养老区则分布在一小时生活圈内的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等以及周边大量的卫星城镇中，由于更集约和有效的土地利用和空间布局，这三个大型城市群未来可能会容纳接近6亿人口，这给包括光网、排水及水处理、环境保护等城市基础设施升级，智能交通、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等新兴信息化产业都提供了大量的业务机会。
二线是中西部的五大城市群，即沿京广线和长江水道展开的产业转移黄金十字架区域，这是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的核心地带，各地正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产业定位，并形成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集群，例如武汉有光通讯集群，长沙有重型装备集群，成渝有电子产业集群等，这些区域的经济增速维持在12%左右，是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热核，并提供了大量的就地就业机会。同步启动的城乡一体化使得城市化和工业化有望一同完成，这会对区域内的钢铁、有色、水泥等原材料工业以及区域的商贸、物流流通等行业形成利好。第三线则是地缘和能源的敏感带，它们是稳定中国周边的关键棋子，其中有的提供能源基地以及能源线路布局，有的则是沿边地区贸易和交通中心，中国在整个亚洲伸展筋骨正是通过这些地缘敏感带实现的。例如北部湾地区正在筹划修建通往新加坡的高速铁路；新疆的口岸城市则是对中亚贸易和能源的主要通道，它们会成为中国发挥地区影响力的关键节点。新疆板块、新能源、煤化工产业以及资源价格体系改革都是其中亮点。
连接这些城市群和其他一些次级经济中心的就是现代化的立体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包括公路、铁路快速客运网络、重载货运通道和众多的机场和内河航运系统，在城市群内部则是城际铁路和城市轨道等公共交通系统，城市群区域内实现互联互通，并且运用智慧城市技术有效地进行管理和运营，这个系统便捷、环保、有效，大大降低了中国经济的总体物流和通勤成本。相应的专业装备制造、轨道交通、铁路重载、集运化等领域的厂商应该都会有不错的表现。
这是个大量吸收资金和资本的过程，预计政府会多方面放开原本限制私人资本进入的众多领域，特别是服务业，充分引入竞争，以帮助经济更加均衡成长。更重要的是，我们预期各城市群将在十三五期间先后取消户籍制度，为进城的农民工就地提供工作、住房、福利、教育和归属感，机会的均等保证了城市化过程的稳定和谐。这就为保障房、廉租房建设，公共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投资机遇。
如何升级消费引擎呢？都说中国人不爱消费，看看黄金周汹涌的人流车流，这纯属无稽之谈。提升消费关键在于合理分配收入和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要素概括起来只有两点：一是各方面减税，企业方面，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完善实施，制造业则应降低增值税税率，并对小型低利润企业给予大幅税收减免。个人方面，重大的进步体现在所得税应该按家庭收入加总征收，并根据实际赡养情况进行减免调整；二是大幅度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并划拨国有资本归全国社保理事会管理，以弥补社会保障等民生开支的资金缺口，这些改革将提升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作为补充，新实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规划，明确提出了十二五期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施步骤，例如增加城乡居民大病报销比率等，以巩固社会安全网减少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刺激消费的另一个关键则是把中国居民消费中的大头——住房相关消费需求做充分释放。这应该发生在3000万套保障房的建成，以及累进式房产税的实施以后，房产税提供了地方政府运营城市的稳定资金来源，而大量的新房和存量房的供给则有望使得全国主要城市的房价经历一轮普遍的下降。这时政府可以取消限购限贷政策，预期伴随着房价下降交易量反而逐步上升，房屋去投资属性，成为普通的消费品，困扰政府和民众多年的房价问题会得到很好的解决。更大的好消息应该是中国在十二五期间选择放开了2胎生育，使得总替代率逐渐恢复到1.8左右，并有弹性的缓慢提高职工的退休年龄，这不仅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得以延续，也使得养老保障更具可持续性，这就充分解放了社会购买力，一个大消费时代终于来临。
更高的可支配收入以及人口结构的边际消费倾向提升为居民的需求充分释放提供了前提条件，新兴的消费理念和消费形态则将推动消费不断升级，这体现为：1）传统消费专业化与品牌化，对高品质商品的需求、对消费环境和购物体验要求的提升使得品牌消费成为中产层消费的主体需求，由此从生产到流通领域的品牌产品将获得快速的发展。生产领域的品牌服饰、饰品，流通领域的Mall和一线百货均会快于行业的平均增长。中高价商品如奢侈品、金银饰品同时也是品牌商品，也将面临更好的发展机遇。2）健康服务的日常化与制度化，健康一直是人类基本的需求，目前健康意识已经深入人们各种消费行为中，这将使医药行业出现快速发展，其中保健品、疫苗、医药商业均有较好发展机会；人口老龄化则将进一步推动老年医药服务行业和众多“银发产业”的增长；在食品方面，更为健康的番茄酱、海珍品、肉制品和乳制品的长期发展势头较好；在健康保障方面具有优势的寿险业务前景也非常广阔。3）最后是新兴消费的科技化与休闲化。当前中国城市人口三分之一的时间处于休闲状态，更多的休闲娱乐在消费者行为中具有明显趋势性变化。因此旅游、传媒、互联网、休闲服装、饰品和轿车等行业将面临较好发展机会。其中旅游行业中休闲度假类公司、传媒行业具有数字电视收费概念或休闲网络游戏概念的公司、IT流通领域类公司如网络购物等均将有更快的发展。
那么如何提升出口引擎呢？注意要看到眼下外围环境确实显着恶化，发达国家用TPP，TTIP围猎中国制造。但即便如此，中国仍然需要以积极态度应对，找到这些新游戏规则与中国自身改革和转型升级的较小公约数。提升出口，一在于形成新市场，二在于以重新入世心态提升产品质量和科技含量，三在于输出货币，加入货币竞争。中期来看，中国净出口占GDP比重应该会维持在3-4%左右，在众多的自贸协定和类似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安排下，进口商品关税率大幅下降有些甚至为0，中国居民在享用世界各国的优良特色产品的同时，中国制造深入非洲、中东、中亚和南美洲市场。此外，中国应该进一步推出被称为“龙的礼物”的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全力向亚太周边和其他新兴市场输出工程、服务、商品和资金，支持地缘周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更重要的举措是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使命的召唤，国际化之路就是贸易人民币、金砖人民币、马歇尔人民币、石油人民币、欧洲（离岸）人民币和地缘安全人民币。类似2001年加入WTO时的努力，由此倒逼出来的新一轮金融改革将在两个方向上同时进展：一方面是利率市场化，这会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提高居民的资金收益，进而优化资金的配置；另一方面是汇率市场化，这校正了出口行业和内需行业的价格参数，优化了资源配置和产出的方向，同其他类型的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一起，这两个核心价格变量的市场化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石。随之中国金融体系拥抱了双重脱媒时代的到来——利率市场化，使得资金从银行体系扩散到资本市场；汇率市场化，则让外汇储备从外管局转移到居民和企业的自主决策中。这自然就要求建立一个成熟的有足够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商品以及相应的衍生品，以容纳国内外天量资金的投资、投机以及风险管理需求。这种变化意义深远，特别是中国国债将成为调节货币供应的基础，中国流动性的供给机制和供给水平都将由此发生重大变化；企业也会更多的通过直接融资来更加透明地筹措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利息、分红成为蓝筹股和高评级债券主要回报投资者的途径，从而寻找价值、奖励创新成为资本市场的牵引投资理念和风格。在CIC等这类全球巨大的主权基金和对冲基金的掠阵下，中国将开放资本账户，高调加入货币竞争力图三足鼎立。上海由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新加坡、伦敦则成为了人民币的离岸中心。在这种大趋势下，受益的主要是从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银行，在离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的企业，以及贸易对手主要在中国周边的外贸企业。此外，从事海外工程输出和涉及海外投资的相关行业，也将从中受益。
在升级了的投资、消费、出口三架马车的基础上重启系统，这些升级措施将驱赶着中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再次有力扩张，这会是一个中长期可持续的向上趋势，这其中就包含着大量的可供布局的投资机会。展望未来，尽管接下来10年中国的增长速度会逐渐慢下来，但中国人会过得更好些，发展也会更具人性、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7.5%其实已经是一个不错的逃逸速度，它将保障未来中国能够成功跃出中等收入陷阱。当下改革和发展任务千头万绪，但启动正循环的按钮一定在于类似《公共财政法案》和《阳光法案》的制度安排上，这两个自上而下主动决策和自下而上民间推动的改革成果将对GDP锦标赛进行扬弃升级并注入正能量，而这将确保中国稳定走在去向一线大国的正确道路上。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作者为牛津大学John Swire学者，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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